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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作者:王 刚

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呈现出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包括:中国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播,而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更加广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日本、欧洲、美国、苏俄等多条路径传入中国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多梯次传播才逐步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伴随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多次论争,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化,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几个鲜明特点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 传播 特点

作者简介:王刚,太子棋牌游戏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呈现出“传播中的选择和选择中的传播”“多路径传播与梯次性传播”“传播中的思想交锋和思想交锋中的传播”“传播中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中的传播”等几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点,揭示这些特点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传播中的选择和选择中的传播

“传播中的选择”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传播到中国来的,而是中国先进分子有选择地传播到中国的。

第一,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选择。以梁启超为例,在《干涉与放任》《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论序》《社会主义论》《杂答某报》等著作中,梁启超主要从两方面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播。一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它的特征是“产业公有”,即“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1](P401)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立的具体路径。在梁启超看来,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才能最终向社会主义发展。[2]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选择。以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完善“三民主义”,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求理论根基。由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传播。其中,孙中山主要选择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朱执信主要选择传播了阶级斗争理论、胡汉民主要选择传播了唯物史观、戴季陶主要选择传播了经济学说。[3]

第三,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选择。以刘师培、何震、江亢虎、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所谓“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4](P441-442)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来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其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依据,即凡是自认为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冲突的,并且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选择传播;反之,凡是自认为与无政府主义相抵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则加以反对。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组织”,那么“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4](P432)

第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选择。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传播,其中李大钊、陈独秀主要选择传播了唯物史观、李达主要选择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李汉俊主要选择传播了经济学、瞿秋白主要选择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蔡和森主要选择传播了私有制以及国家等理论。[5]

以上可以看出,不管中国先进分子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采取何种传播渠道,都无一例外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5]其实,传播中的选择不只中国存在,俄国和日本也同样存在。如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时,面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就优先选择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并与俄国现实的革命斗争相结合。[6](P174)

中国先进分子不仅有选择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五四前后,他们还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随着两者的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以组织力量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选择中的传播。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大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是以革命高校(主要在广东)、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初、高级党校为平台,在学生、工人、农民和党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二是强化出版阵地。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有《新青年》《向导》《前锋》《先驱》和《中国青年》等。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成立,提出要翻译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以及其他的书籍9种,[7]“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8]

第二,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在中央苏区,党不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严密、分级实施的完整传播系统,而且还创办了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学校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为躲避国民党的邮件检查,中共报刊杂志以及书籍,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列宁青年》《中国工人》等都采取“化名”“更换伪装封面”等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结合抗战救国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内容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并在各方面展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开始大量出版和广泛发行,尤其是整风运动的开展,使全党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在传播形式上,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延安马列学院除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外,还特设专门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部,从1938年到1942年,编译部的同志集中翻译修订了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等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此深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第四,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时期,解放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域,特别是“解放社”在短短的4年间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一方面,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针对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另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9] (P848)这一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相结合,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王贵和李香香》《暴风骤雨》等。

二、多路径传播与梯次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由于历史的机缘“一传没有到位”,即我们从原产地德国那里得到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很少,主要是通过日本、法国、苏俄、美国等众多的“二传手”传播的,[5]即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多条路径传入中国的。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是日本,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以及当时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教育重视等因素,再加上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愈渐高涨,使留日学生源源不断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十月革命后,中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欧洲(主要是法国)和美国等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丑陋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避害”意识,他们转而重新审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从而促使他们向往俄国革命。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十月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于“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10](P248)此后,苏俄路径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11](P77)

从多条路径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国来说是优势,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博取众家所长,比较、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劣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先有后传播到中国的,这就使我们只能先接受其中一条路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而后才能进行比较,这必然会受“先入为主”的制约,影响比较的效果;而且通过不同路径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都是经过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过滤后的马克思主义,即是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意义扩大、意义减少甚至误读等),这会给接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带来一定问题。如果以当下的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这种细小的差异时,我们会强烈感到,传入时细小的差异,有时都会在未来的实际运用中显示出惊人的不同,这就如同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一样。[6](P51-52)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多路径传入中国的,而且它传播到中国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多梯次传播才逐步到位的。

第一梯次传播:“盗火者”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梯次传播是指中国先进分子从国外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包括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马君武、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宋教仁、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刘师培、李石曾、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盗火者”,这些先进分子从日本、法国、苏俄等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梯次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梯次马克思主义的“盗火者”回到中国后,由于各自阶级立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同,这些“盗火者”出现了分化,他们当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7]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不断扩大。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历史”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相继出版。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费觉天翻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恽代英节译的《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等相继出版发行。《新青年》《晨报》副刊、《湘江评论》《共产党》等刊物也大量刊载马克思主义文章。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逐步壮大。他们包括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杨匏安等;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

第三梯次传播:向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大量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积极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1930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就出版各种不同的教科书28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其中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本有《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主要报刊和杂志有《红色中华》《红旗》《青年实话》《红星报》《宣传通讯》等。[12]通过学习,许多群众不但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而且建立了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激发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再向更多的工农群众传播,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四梯次、第五梯次……使马克思主义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掌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特别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相对较短,这种梯次传播从时间上划分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传播过程中,有很多人往往既是第一梯次传播的接受者,又同时是第二梯次的传播者,边学习边传播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7]

三、传播中的思想交锋和思想交锋中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世界的思想武器,其内在的科学性和批判性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劲敌”,因此,从它传入中国那天起就受到各种形式非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思想交锋。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点纷纷被介绍到中国,由于当时中国复杂的国情,导致各个阶级和政党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对各种“主义”进行了选择,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这样的思想交锋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思想交锋。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异常活跃的“主义”争鸣现象。针对当时大家张口“主义”,闭口“主义”的问题,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提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什么用处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提出,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13](P251)针对胡适的观点,蓝公武和李大钊分别发表了《问题与主义》和《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提出不同看法。李大钊指出,“主义”和“问题”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只有明确了主义,才会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4] (P6)而根本解决问题就是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动者掌握统治权的制度;针对李大钊的回应,胡适予以辩解,分别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以及《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宣扬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交锋。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如何使中国进入世界潮流的道路上彼此对立”,[15](P211)这种对立主要是围绕当时的中国能否发展资本主义和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其实质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16]

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交锋。这场思想交锋主要围绕国家机器是否要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自由和组织纪律、生产和分配、斗争的手段和建党等这几个焦点问题而展开。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不仅促使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加剧了无政府主义内部队伍的解体。

第四次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的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经崩坏,资本主义不仅在城市占据了优势,而且已经进一步深入到了农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绝对的优势,[17]而且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掌握政权”。[18](P438-439)针对这些观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不仅“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19](P377)这就决定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此,中国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不仅有思想交锋,而且这种思想交锋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愈发凸显,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广泛,形成思想交锋中的传播。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论争,[20] (P53)它是中国先进分子对“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选择”,[21](P90)这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和行动路径,一是着眼于问题,主张点滴改良;一是强调主义的指导,主张根本解决的激进革命路线”,[15](P204)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这两种不同路径的抉择,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交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问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关注中国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问题,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主体力量。[16]

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交锋,使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区别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不仅使大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自觉投身中国革命,而且使原来将无政府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6](P241)如张闻天曾几乎完全沉浸在对“泛爱”“无抵抗”以及“人格”的崇尚之中,并发表了《无抵抗主义底我见》一文,受到沈雁冰、陈望道(当时都是共产党人)的批评后,张闻天迅速从困惑中走出来,他说:“见雁冰兄底批评,快甚”,对“晓风(陈望道)先生底质问”,也“非常感谢”,并表示“我不是绝对主张无抵抗主义的人,如其有能实现爱或更容易实现爱底方法,我自然会抛弃我现在的主张追随先生之后”。[22](P26-28)此后张闻天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有些原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也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如陈延年、恽代英等。与此同时,与无政府主义的这次交锋,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无政府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了思想土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先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了社会氛围。”[23](P169-182)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其实质是认清中国的国情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4](P633)通过这场思想交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四、传播中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中的传播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两者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化有无先后问题,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所侧重的,一般认为传播在前,中国化在后。由于中国先进分子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具有工具理性的性质,是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开启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是一边传播一边实现中国化的,[6](P8-9)这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理论阐释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中国化为例,从1919年开始,《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陆续刊载或单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这些著作中唯物史观的内容,特别是“阶级斗争”思想被充分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阶级斗争”思想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阐释,并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进行传播,在传播的同时实现其中国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阶级斗争思想的传播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救亡图存的任务是分不开的。通过十月革命,中国人了解到“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25](P28)由此,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择了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并把它们运用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推动了这一理论优先中国化。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实践应用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变为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但是,由于缺乏革命经验及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随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起义相继遭遇挫折后,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反思,进而选择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最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从“城市中心论”到“以乡村为中心”的转变,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仅伴随着中国化,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中国化中的传播。

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主要侧重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在中国传播问题,而往往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产生一定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等。毛泽东思想形成后,需要逐步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共识、普及,并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进而实现大众化。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传播毛泽东思想,其实也是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中国化中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传播。

第一,理论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所谓理论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传播。这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化建设理论、中国特色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等;第二,实践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当人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时候,总要通过一定的革命实践活动来体现,这种革命实践活动的传播就是实践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与三次“左”倾错误进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土地制度改革、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等;第三,政策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方针,这些政策和策略的传播就是政策层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这主要体现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不要四面出击的政策和策略、随机应变的政策和策略、依据时代变化随时转变政策的策略等内容的传播。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重要而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通过多条路径并经过多梯次在中国传播,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同时,经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多次论争,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终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 林衢.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1卷[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2] 王刚.论维新语境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形象塑造和解读[J].兰州学刊,2009,(5).

[3] 王刚.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4).

[4] 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5] 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中共党史研究,2009,(8).

[6]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 王刚.《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为视角[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3).

[8] 人民出版社通告[J].新青年,1921,9,(51).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1] 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张品良.中央苏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开篇[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4,(4).

[13] 胡适.胡适文集,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5]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16] 王刚.道路抉择:“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兼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17] 郭宇,高正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启示[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4).

[18]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岀版社,2009.

[1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1] 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2] 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3] 陈金龙.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 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姓名:王 刚 工作单位:太子棋牌游戏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4期 时间:2019年09月25日

  • 更新时间

    2019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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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稿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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